“大数据”与考据之间的联系

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文史研究产生的影响，首先表现在资料上。近些年新推出的电子资源在内容上甚至有超越传统出版物之势，检索的快捷性和精确度，可以令学者省却翻检群书、游历访书之劳。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，探讨某些疑难问题可能只需简单检索，许多“悬案”的解决难度也相应大幅度降低。前人因资料局限而不得不大量运用的“理校”“推论”“悟证”诸方法，在大数据时代无疑要重新进行扬弃。

在学术史研究中，清人往往因所见善本不丰而大量运用“理校”法展开研究，其中有的结论或与善本相合或遭善本否定。今人既然已经能够在研究中大量占有善本供校勘，那么这种研究方法虽仍有学习的必要，但其实用性也难免会打些折扣。大量新材料理应引发大量新结论，一些“常识”或“定论”必然也会随之遭到质疑甚至颠覆，这对于现有的研究自然会有相当明显的刺激作用。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学人的成就时有争论，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学者以一人之力所做的资料性工作，精度和效率都很容易被数据库所超越。不少在民国时期“古史辨”中几乎成为公认的定论，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而被推翻(典型的例子如对《孙子兵法》的辨伪)，足见新材料在某些研究领域确实处于相当核心的地位。

通过数据库重新打捞那些以往不被关注的文献，这实际上仍是发现新材料，其性质与考古相似，亦可称之为当下的“预流之学”(陈寅恪：《敦煌劫余录序》)。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，在超过120亿字的可检索的古典文本，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中，还蕴藏***问题可供发掘。而这些数据资源能否被学者使用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单位购买的数据库数量。在高校间已有明显“数位落差”的现实条件下，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准有可能受到所处文献环境的制约，而不同文献环境导致的信息素养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这一差距。

数据库大量涌现，学术评判标准也会发生变化。出于“功利”眼光计算，当代学者费尽周折的考据工作，很可能被下一代学者轻易解决。其原因并非人的智力、才能有别，而是文献环境不断变化提供的巨大方便使然。一代有一代之学术，面对不同的环境，学术范式也应随之转移。所以，当下正是海量文献可供使用、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，也是考据研究缺乏亮点而趋于同质化的时代。换言之，即使是在数据仍未被充分电子化的当下，考据研究的合法性也正在受到冲击。一般性的文献挖掘仍然重要，但能够解决核心学术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。

引发学术伦理讨论

在电子检索受到学界瞩目的同时，一些批评尤其是对于学术伦理的讨论也随之热门起来。电子检索的高效快捷，令不少学者担忧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学术不端。比如，有的研究者可能对相关领域了解有限，但在检索工具的助力下仍敢匆匆上马，轻易立说;有的研究者征引繁复，可谓博瞻，但实际上许多材料是脱离语境的“遥读”，经不起细加辨析;有的研究者过于迷信电子文本的全面性，但却因此而忽略了那些未被电子化的文献;有些电子文本存在错误，研究者未核查原书导致误引误断;等等。

对这些实际存在甚至时显泛滥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认识。首先，技术本身是中立的，上述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在针对研究者个人的文史素养和治学态度，并未否定技术能够令优秀学者如虎添翼。而擅长检索的学者也能够认识到文史素养的重要性，并非一味依赖电子资源。从现实情况看，电子技术确实使那些曾经看上去遥不可及的***学者(尤其是实证型学者)，变得可以企及了，这至少是正在提升学术研究的平均水准。校勘、笺注、考据中的一些前期工作，可由计算机更精准地代劳，在人机结合的研究过程中，“高明子弟，自然沉潜”。

（编辑：大同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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